万历皇帝临幸宫女引发的一场风波
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,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,别人不能提供这些。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,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。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,都宠爱郑妃。
一天,万历皇帝去母亲慈圣皇后所居的慈宁宫请安,碰到了一个宫女王氏,这个宫女长得很普通。美女充下陈的后宫,只有一个成年男性万岁爷,这样的宫女要得到雨露沾润何等困难。可万历帝那天不知道怎么对这个普通的宫女突然有了性趣,匆匆临幸一把。--所有的宫女都是属于皇帝的性资源,就如猴王霸占猴山所有的母猴一样,皇帝这样做很正常。而世上中大奖的总是那些偶然花小钱买一张彩票的人,那些想通过彩票发大财的人却往往血本无归。好些嫔妃长门望断,用各种方式取悦皇帝,向送子观音祈福,都没有作用。
宫女王氏,想不到被皇帝临幸一次,竟然怀孕了。这种皇宫内的小人物中大奖的传奇,不止发生一次。当年宪宗被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万贵妃控制,和其他妃子怀上孩子后都被万贵妃想办法打掉。一次他偶然去宫内某个仓库,碰到一个来自广西的瑶族宫女纪氏在看守仓库,他兴致来了,临幸一把,意外地怀孕,上上下下的太监宫女瞒着飞扬跋扈的万娘娘,生下了一个皇子,便是后来的明孝宗。
万历帝知道宫女怀孕后,觉得是件很丢人的事情,因为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,而自己却偷偷地把母亲身边的服务员肚皮搞大了。于是他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,可太后李氏是何等厉害的角色?自己的身边发生这么大的事她能不知道?有一天,万历帝陪太后吃饭,太后问起此事,万历帝矢口否认,太后于是拿出皇帝的起居注。--上面详细地注有何年何月皇帝临幸某人,这当然不是宫内有无聊的八卦记者,如此做是对帝系血统纯正负责,否则的话有可能让龙子凤孙湮没于众人中间。如此看来,皇帝这个世上最大的公众人物,丝毫不可能有什么个人隐私。白纸黑字,无可抵赖。万历帝见此很是害怕,以为老妈要责怪自己。可天下的老妈一个样,不希望儿子胡闹,但如果儿子胡闹出孙子来,自家添丁,却又很高兴。太后说:我已经老了,还没有能抱孙子。如果怀上的是男孩,那就是祖宗社稷的福分。然后又说了句:母以子贵,哪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?--太后对怀上朱家血脉的宫女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,因为她也是宫女出身。以后,她一直充当着王氏和皇长子的保护神。
于是,十年四月,王氏被晋封为恭妃,四个月后,皇长子出生。
王氏尽管意外生子,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,万历帝宠爱的是郑妃。郑妃小万历四岁,长相漂亮自不用说,但这不是她受宠最主要的原因。皇帝富有四海,光靠美色是拴不住皇帝的心,何况再美丽的容貌也有年长色衰的一年。皇帝是天子,在宫内有绝对的主宰权,大多数嫔妃对他战战兢兢,生怕龙颜大怒。站在巅峰上的皇帝每天面对这样的嫔妃、宫女和太监,难免寂寞孤独。而郑妃不一样,她活泼而善解人意,而且能陪着皇帝一起读书,敢和皇帝开玩笑。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,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,别人不能提供这些。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,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。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,都宠爱郑妃。
万历十四年二月,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,其得君专宠的地位自然更巩固了。但满朝文臣,特别是申时行、王锡爵登大学士,看到的不止是这些,他们洞察了皇帝的内心,看到了皇位继承的变数。--这当然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。
前文说道,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,他并不很喜欢。对这点,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,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,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,请册立东宫。如果此时册立东宫,只能是皇长子。
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,说皇长子还太小,此事不用着急。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,万历帝大概忘记了,自己也是在五岁时,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。所谓年幼只是托辞,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。
十四年()二月,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,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。这太不寻常了,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,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,还是恭妃,地位在皇贵妃之下,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。皇帝如此行为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显失公平。
由母亲的待遇,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,大家为皇长子担忧。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,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,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,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,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。他们要防患于未然,给皇帝一点压力,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。
户部给事中姜应麟(字泰符,浙江慈溪人)上疏指出皇帝偏心。他说:礼贵别嫌,事当慎始。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,恭妃诞育元嗣,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。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,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,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。请收回成命,先封恭妃,然后再封郑妃。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。而且进一步发挥道: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,避嫌疑,分主次,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,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,以定天下的根本,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,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。显然,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,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,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。
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,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,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,不便发作,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。于是勃然大怒,把奏疏扔到地上,召见大太监,用手拍着桌子大叫:册立贵妃,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,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?!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,皇帝过后一想,人家说的有道理,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,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: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,故特别加封。立皇储自有长幼。姜应麟疑君卖直,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。
疑君卖直、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。到了明朝中期后,敢直白地骂皇帝,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。
于是,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。知县是正七品,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,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。典史在主簿之下,不入流。
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,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、杀头的一根筋官员,吏部员外郎沈璟、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,被惩罚。北、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,皇帝都不理睬,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。
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,热闹还在后面。
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
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,摆出的是堂堂之阵,正正之旗,言必称孔孟,称祖制,说江山社稷,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。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,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,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,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。你皇帝怎么办?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。
可以说,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,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,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。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,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,比如申时行,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,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,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,而是想办法斡旋。
因此,万历帝很痛苦。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,是冒天下大不韪,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,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。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大礼议。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,生母为太后,尽管惹起朝野非议。但毕竟有张璁、桂萼这样的文臣,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。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,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的名号,否则臣母同样违背礼法人伦。也就是说嘉靖帝那样做还能找到理论根据,哪怕有些牵强。而万历帝如果想将皇位给第三子,一丁点理论根据都找不到,因为这样,所以满朝文臣,没有一个敢明确奉承皇帝,提议立皇三子为皇储。
万历帝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助,而文臣们还在不依不饶地争国本。于是,他突然厌烦了这些让满口正义自己无法反驳的文臣。
惹不起你们朕还躲不起你们?曾有过短暂励精图治的万历帝突然开始躲进深宫,消极怠工。
究竟万历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,史无明载。但应该是郑妃生了皇三子,众臣催促皇帝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后,万历帝懒得继续和众臣解释、周旋,开始了怠工。《明通鉴》记载,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十四年十月,上疏劝皇帝勤政被廷杖。那么可以断定,万历帝最晚在十四年四月已经开始怠工。张居正是十年六月去世的,也就是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万历,真正自己勤政的日子只有四年。可见,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。
万历开始还找理由,说自己身体虚弱,头晕目眩,免掉了上朝、日讲和祭祖。卢洪春上疏说:礼仪莫重于祭祀,疾病莫甚于虚弱,陛下春秋鼎盛,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?臣下所闻,有些不一样。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,说是骑马伤了额头,然后托病而讳言受伤。若真如此,陛下因为一时的驰骋之乐而忽略爱惜身体;如果像圣谕所说的虚弱原因,那就是陛下贪图之床笫欢而不爱惜身体,危害更深。请陛下明示廷臣:若真有疾病,则当以祖宗社稷为重,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患;若不是因为疾病,就当下旨说明,不要矫饰引起猜疑。
人吃五谷杂粮,都可能生病。万历帝也许是以生病为托词,但臣子这样说也太伤自尊了,不是说皇帝装病就是说皇帝贪图女色危害身体,简直就是父母教训一个装病不去上学的小孩一样。皇上焉能不怒,下诏为自己辩护说是真的病了,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职为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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